“中國國家治理研究工作坊”在吉林大學舉行

    2014年8月2日至3日，由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吉林大學社會公正與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吉林大學國家治理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學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中國國家治理研究工作坊，在吉林大學數學樓多功能報告廳舉行。來自台灣大學、台灣政治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多所高校及科研機構的20餘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工作坊。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院長張賢明教授主持了本次工作坊的開幕式。

    吉林大學社科處張曉萌副處長首先緻辭，向與會代表簡要介紹了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的辦學曆史、辦院宗旨及學科特色，肯定了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在推動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上做出的積極貢獻，并預祝本次工作坊取得圓滿成功。 

    接着，吉林大學社會公正與政府治理中心主任周光輝教授和台灣大學洪永泰教授分别緻歡迎辭。周光輝教授結合自身的教學經驗與研究體會，指出21世紀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核心目标與主要任務是研究中國問題、講中國故事，而且描述現象與研究方法的運用密不可分。在2014年中國公共管理與政治學研究方法暑期培訓班的日程安排中舉辦中國國家治理研究工作坊，一個主要目的是向大家展示如何用相關研究方法研究中國問題，如何将研究方法的學習與中國問題的研究結合起來。台灣大學洪永泰教授結合自己的講學經曆指出，最近幾年來大陸高校的方法班和研讨會無論是量還是質都有很大提升。在學術市場競争日益激烈的情況下，大陸各大高校及研究機構都在培育與發展自身的特色或比較優勢。洪永泰教授對大陸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關注研究方法、學習研究方法表示欣慰。   

    開幕式結束後由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周光輝教授主持本次工作坊的第一場讨論，主題是“治理的制度創新與績效評估”，共有4位學者做主題發言。

    南京大學肖唐镖教授做了題為“國家治理的公民之維：治理能力與治理績效評價 ——基于2002年和2011年兩次全國性調查數據”的主題發言。為了探讨當下國内民衆對國家治理的評估狀況，肖唐镖教授利用2002年與2011年亞洲風向标跨國調查計劃有關中國大陸方面的數據，将民衆對國家治理的評估從對治理能力的評價與對治理績效的評價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得出結論，認為公民對于國家治理能力的評價普遍較高，但“央地差”明顯，民衆對國家的“切割性評價”得到進一步驗證。此外，民衆對國家治理績效的評價普遍較高，從經驗層面上看我國國家治理的合法性危機并未顯現。

    南開大學馬得勇副教授的發言題目是“制度創新如何生成和演進——對鄉鎮直選試驗的進化論分析”。馬得勇教授認為，鄉鎮公推直選制度創新試驗是一種外生力量驅動的政治性制度變遷。在鄉鎮财政困難、腐敗蔓延、治理水平低下的環境壓力下，作為主要行為者的極少數縣市地方政治精英産生了觀念的突變，并進而促成了制度創新的發生。随後，制度創新的擴散、延續和消亡的過程則是在結構自身發生重大變化之後（農業稅取消），地方政治精英、中央以及由學者和媒體構成的公共輿論為主要行為者之間互動的結果，其中強勢的行為者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更為重要。

    廣東财經大學李曉燕副教授做了題為“發達地區農村社會治理改革探究 ——基于南海‘政經分離’的實踐”的主題發言。李曉燕教授指出，在農村“政經分離”改革這一命題面前，一直敢為人先的南海再次扮演探路先鋒的角色，無論是在政界還是學界均對以“政經分離”為切入點破解農村（尤其是經濟較為發達地區）社會治理諸多問題給予高度關注。文章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論，研究南海“政經分離”改革效果和其背後的理論邏輯，指出了南海“政經分離”的成功經驗。

    天津師範大學韓志明副教授向會議提交的論文是“信息支付與制度門檻——‘鬧大’現象的信息過程分析”。韓志明教授認為，各種形式的“鬧大”是促使黨和政府采取行動的信息機制，對于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意義。因而，在研究“鬧大”過程中，首先要分析“鬧大”所包含的問題信息的生産、加工和再生産及其傳播和擴散的過程，探讨信息支付場域中相關行動者的策略、激勵及其效率問題；其次，要從信息支付與制度門檻兩個維度入手分析問題解決過程中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從多個方面揭示形成“鬧大”現象的信息機理。為了更好地解決各種社會問題，提高制度運作的效率，必須降低信息支付的制度門檻，提高制度的開放度和敏感性，尤其是要注意維持兩者之間的動态平衡。

    8月2日下午進行本次工作坊的第二場會議，第二場的議題為“治理的實踐與檢驗”，由杜克大學牛銘實教授主持，共有5名學者做主題發言。

    上海交通大學彭勃教授向會議提交的論文是“公共政策失敗問題研究——基于利益平衡和政策支持度的分析”。彭勃教授指出，近年來由政策失敗引起的群體性事件和輿論壓力構成了合法性挑戰，當代中國存在三種政策失敗類型：動力不足型政策失敗、低支持度型政策失敗和内外失據型政策失敗，并通過案例研究讨論了三種類型政策失敗的機理和影響，認為政策失敗既可能引發民間對政治體制的質疑，也是推動政策學習和政策變遷的“機會之窗”。如果針對政策失敗的處置得當，由失敗引起的政治問題有可能重新轉回到政策層面。

    香港城市大學孫晨光博士做了題為“以參與促進自治：低碳城市建設中的社區環境‘參與式治理’前景 ——基于青島市城陽區的實證研究”的主題發言。孫晨光博士認為，社區環境治理的基礎在于社區組織、市民精神與市政建設的相得益彰，“低碳城市”作為階段性的目标達成，理應展現出節能減排功效與地方自治活力的相統一。青島市城陽區的低碳化轉型雖然取得了不錯的成效，但仍存在依賴政府主導、公衆參與積極性不足、社會資本薄弱、社區組織缺位等弊端。針對這些問題，孫晨光博士主要從培育社會的低碳文化、推進政府職能轉型、完善社區激勵制度、支持公民社會的發展、審視消費主義的隐憂等方面提出了改進現狀的政策建議。

    紐約大學的研究生湯金旭向會議提交的論文為“In the Shadow of Political Selection: Electoral Spending Cycles under One-Party Rule”。湯金旭認為，中國官員在晉升上的壓力會促使他們周期性地控制财政預算分配。湯金旭調查了中國存在的選舉支出周期，并發現地方官員的财政激勵措施與全國黨代會這樣的政治會議并不一樣。一方面，地方官員會在選舉前着重擴大在社會福利、農業以及行政事務上的支出使社會沖突降到最小。另一方面，地方官員不會增加在教育及固定資産上的政府投入，除非他們被選上了相關的職位。因為這些公共支出存在着滞後效應，選舉之前或選舉中就将公共預算分配到這些公共支出上是不明智的。

    中山大學的王清副教授做了題為“政府部門博弈的類型建構：以藥品監督執法為例”的主題發言。基于碎片性、庇護性和監管性三個要素，王清教授将政府部門博弈分為四種類型：強正式博弈、弱正式博弈、非正式社會關系博弈和退出博弈。在強碎片性、強監管性的條件下，政府部門選擇強正式博弈，推動有效治理；在強碎片性、弱監管性的條件下，政府部門選擇弱正式博弈，帶來無效治理；在強碎片性，強庇護性的條件下，政府部門選擇非正式社會關系博弈，短期内實現有效治理，長期内可能帶來治理危機；而在強碎片性、弱庇護性的條件下，政府部門隻能退出博弈。四種類型的治理效果不同，由此造成政府有效治理和無效治理長期共存的局面。

    吉林大學于君博副教授向會議提交的報告為“中國的社會公平正義狀況(2002-2010)”。于老師開發、設計了“中國社會公平正義狀況評價指标體系”，并把數據搜集、分析的視角延伸到中國地市級層面。通過數據分析可以看出，2002-2010年間，我國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的内在結構失衡凸顯，并且愈演愈烈。于君博教授認為，我國此前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的對策是由一種“結果公平”優先的觀念所主導的，決策者要注重均衡分析當前我國社會公平正義領域問題的成因——一方面是在“結果公平”方向過度投放資源所導緻的邊際回報遞減，另一方面則是缺乏規則與程序約束的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對中央資源輸送使用能力與效果的差異。而應對這些問題的首要原則，就是提升“程序正義”和“機會公平”在公共政策議程設定中的權重。

    8月3日上午進行本次工作坊的第三場會議，第三場的議題為“選舉制度與治理”，由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殷冬水副教授主持，共有5名學者做主題發言。

    洪永泰教授做了題為“空中或地面——台灣選舉的穩定性分析”的主題發言。洪教授首先描述了1945年到2012年的投票記錄，并介紹了莺歌鎮和台北市天玉裡這兩個典型的鄉鎮、村裡的投票情況與全台灣選情的相似性。洪永泰教授認為，台灣選舉的穩定性主要源自于選票的兩大穩定來源——空中吸票與地面經營。與空中吸票相關的主要有意識形态、競選者的政策理念、候選人的形象、媒體宣傳等等。與地面經營相關的主要有社會網絡、人際關系、地方派系、政治家族、賄選等等。洪教授指出，空中吸票可以通過民意調查偵測，而地面得票則很難通過一般的民意調查偵測，因為選票具有地盤集中性，而民意調查則具有分散性、随機性。一項選舉的票源是空中或地面，或是空中與地面的組合，需要事前做些研究來分辨，常常會根據選舉層次、地區、具體候選人的不同而有相應變化。

    台灣中正大學崔曉倩教授向會議提交的論文是“Glory in Defection: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for Maverick Candidacy and Pre- Election Fragment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崔教授指出，在民主國家裡，我們經常能看到等級有序的政黨在大選來臨之前因為黨内鬥争或叛黨行為而瀕臨瓦解。這是因為在黨内提名過程中沒有成功的野心家有動機去扮演獨立的“異見候選人”并和獲得黨内提名的候選人競選。為了檢驗是什麼促使這些異見者作為所在政黨的反對者參與競選。崔曉倩教授假定政黨和意見者都是理性的決策者，他們都期望最小化競選成本同時最大化選舉收益。當競選成本超出預期收益時，異見者不會參加競選。應用一個三階段博弈模型，崔教授的研究确定了同時适用于政黨與異見候選人的基于子賽局完美均衡的最佳行為選擇。結果反映政黨總是不能夠阻止異見者競選。崔曉倩教授指出，政黨會發現阻止異見者競選的成本總是高于簡單地忍受他們并與他們競選。而失敗的野心家總會參與競選，因為他們會将政黨任何使用威懾戰略的威脅視為沒有信用的詐騙。

    中國政法大學鐘桂荔博士做了題為“關于大學生村官工作滿意度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基于‘雙因素’理論的視角”的主題發言。鐘桂荔博士認為，有必要分類研究大學生村官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因素，她将這些影響因素區分為不滿意因素和滿意因素，即保健因素和激勵因素。鐘桂荔博士指出，考核監督期待、出路待遇期待和專業對口期待這三個保健因素如未滿足，将會降低大學生村官的工作滿意度；工作成就、才能發揮及認可等激勵因素對大學生村官工作滿意有着積極的影響。其次，就“雙因素”對大學生村官工作滿意度的重要性及其資政作用來說，大多數因素的作用大小存在顯著差異，其作用從大到小依次是考核監督期待因子、才能發揮及認可因子、工作成就因子；出路待遇期待因子和專業對口期待因子的作用大小是一緻的且小于其他因子。

    台灣政治大學陳陸輝教授向會議提交的報告為“台灣的大學生對兩岸服貿協議的看法”。陳教授運用定群追蹤數據，以網絡民調方式訪問台灣大三的學生對兩岸服貿協議的看法，認為台灣大學生對于服貿協議的态度，受到其政黨傾向、統獨立場以及台灣人認同的影響。此外，台灣的大學生對于台灣的憤怒與對中國大陸的憤怒，讓他們反對兩岸服貿條例，不過，當他們對中國大陸抱持希望時，仍然支持兩岸服貿條例。因此，中國大陸的崛起及繁榮與發展，既讓台灣的大學生對于現況感到憤怒，卻也對中國大陸充滿憧憬。

    本次工作坊最後一個主題發言人是來自杜克大學的牛銘實教授，他向會議提交的論文題目是“秘密投票背後的政治”。牛教授認為，秘密投票是一種手段和權利，它讓投票者能自由地表達意願，不受金錢暴力的威脅利誘，它是保障民主制度運作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條件。為了系統地了解“秘密投票”背後的政治博弈，牛銘實教授從古今中外的曆史中發掘那些使用過秘密投票的地區，從當時的時代背景去推論為什麼當權派無法繼續用金錢暴力來操縱選舉。在報告中，牛銘實教授也特别介紹了中國共産黨于1930、40年代，在蘇區、邊區、解放區推行的“豆選”，一種讓不識字的農民也能行使秘密投票權的辦法。最後，牛銘實教授指出，要改善地方治理，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蘇區時期、延安時期推廣普及豆選的精神，采用秘密投票的方法，推進基層民主和黨内民主。

（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張潇翔）

2014年8月11日